军功爵制的指导思想来源于逃兵祖师爷管仲说过的一句话：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
基于这一思路，商鞅给所有常年徘徊在违法，甚至生死边缘的秦国人开了同一扇窗。
爵位制度肇始于喜欢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西周时期，最初为王 、公、大夫、士、皂、舆、隶 、僚、仆、台等十个等级。
商鞅变法后，将其改编为十七级，分别为：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二级大庶长，十三级左更，十四级中更，十五级右更，十六级少上造，十七级大良造。
公士之下可能还有“小夫”等授予军中杂务人员的爵位共三级，其名不详。
经常玩游戏的朋友应该不难看出，各游戏公司对角色和装备等级的设置，颇得秦律真传。
被用心分解后的目标看似个个触手可及，恰如其分地挑动着玩家的“进取心”，促使玩家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日以继夜练级打怪，累到两眼昏花，甚至猝死当场，过程中完全意识不到攀爬之路永无尽头，也似乎忘了自己玩游戏是为了消遣放松。
好在，由于玩家的厌倦，继而用脚投票，有些游戏公司已经认识到等级制度的老迈和无趣，开始着手降低获得基本等级的难度，并淡化等级在游戏中的影响力，让玩家得以更多的享受游戏本身的乐趣，也因此博得众多玩家的喜爱，获得巨大成功。
当然，人生这款游戏的复杂度和难度远非市面上任何游戏可比，随便一个不起眼的副本就足以将它们甩到光年之外，而且一旦开始就只能血战到底。没有丝毫全身而退的可能。至于该怎么玩，只能各自扪心自问了。
后期被扩展到二十级的爵位制
以上纯属呓语，以下言归正传，我们先来聊聊爵位有什么用。
简单地说：拥有爵位，就拥有了特权。
《商君书：境内篇》记载：
杀死敌军甲士一人，获得一级爵位，增加田地一顷，宅基地九亩，安排一个没有爵位的人给他做仆役，并获得当官的资格。
“甲士”在这里并不是指一般的士兵，而是可以披甲的作战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为达到一定标准的专业军人。
仆役每月为主人服务六天，打仗的时候随军给主人做饭，爵位每升一级，仆役增加一名。
二级爵位以上者犯罪，可降爵抵罪，一级爵位以下者犯罪，取消爵位。小夫犯罪，直接处死。
公士以上到大夫，爵位每高一级，死后墓前可多种树一颗。
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告诉我们：
爵位还决定着出差时的饮食供应标准；犯了同样的罪，不同爵位，处罚不一。
可见并非只有儒家讲究“刑不上大夫”，号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也是看人下菜的。
总的来说，爵位基本上可以让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瞬间成为小地主，从此有人服侍，吃喝不愁，光宗耀祖，甚至可以胡作非为，与后世之“范进中举”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爵位还可为沦为奴仆的父母和妻子赎身。被赎身的人享有免做他人仆役的权利。
这看似不起眼的一条，细想下来相当刺激。
它侧面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秦国壮年男子没有爵位，父母一旦违法，他和有爵位的儿子们比起来，就是事实上的不孝。而我们知道，秦法细密繁杂，百姓动辄获罪，很难一直保持清白之身。
更刺激的是，无爵男人的媳妇很可能会被安排给有爵位的男人做佣人，并在战时随军为其做饭。如果赶上长平之战，双方相持数年，无爵男子会是何等感受，男同胞们大可自行想象。
仅此一点，就不难理解秦国的男人们为什么一上战场就如狼似虎了。
虽然理论上上缴粮食也能获得爵位，但如果不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你连田地都没有，每个月还得去给别人干几天活，又凭什么能比其他人上缴更多公粮？
因此，除非家底殷实，继承大量田产。否则，一个不会杀人的男子，在秦国几乎永无出头之日。就算侥幸娶到媳妇，也难逃绿草茵茵。这样的时代生在这样的国家，诸位扪心自问，好玩吗？
国家的强大很多时候就是与美德和个人的幸福背道而驰，这正是历史真相的残忍及讳莫如深之处。
当然，凡事总有特殊，比如商鞅自己，入秦时为客卿，主持变法时为左庶长，并很快晋升为大良造。显然不可能是靠军功累积的。
韩非子说：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秦国大搞愚民政策，文化交流和政治讨论高度受限，基层干部只能照章办事，几乎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如此环境下，内部自然难以培养出宰辅之才。所以秦国名相多为外来户。
但秦国春秋战戎狄、战国扫六合、一统天下后北逐匈奴，南平百越、散摊前还在跟刘邦、项羽干仗，大秦是实至名归的战斗的一生，其战意跟“平头哥”比起来也不遑多让。
所以秦国的将军，基本都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大家所熟知的武安君白起，伊阙之战前还是左庶长，伊阙一战，斩杀韩魏联军二十四万人，直升为大良造。“人屠”之名，可不是说着玩的。
直击人性，甚至有些变态的促战策略，在循规蹈矩，按章办事的官僚集团高效执行下，让秦国的战争动员能力达到惊人的地步，以至于有学者一度认为那是古人吹牛。
他们觉得秦国不可能在长平战场上投入四十多万人，赵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已突破了脱产参战人数与总人口比的极限。事实也是如此，长平之战后期，秦昭襄王嬴稷为切断赵军救兵及粮道，亲赴河内郡（黄河以北地区）征发十五岁以上男丁入伍，并对全郡百姓赐爵一级，激励他们参与后勤保障，显然已是被逼无奈下的非常之举。
在这种力度下，七百万左右人口的秦国，征调出四十万大军，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不可否认的是，后来，即使以武功著称的汉、唐盛世，在打仗这事上也不曾疯狂到这种程度。这又是为什么？
依我看，其主因在于：享受过太平盛世，经历过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思想洗礼后的先民们，从心底里再也不可能接受不把人当人的压迫和驱使了。
是的，虽然至圣先师弄虚作假，虽然亚圣孟子强词夺理，虽然后世儒生大多追名逐利，一心为官。
然而，只要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的观念深入人心，绝大多数人就再也不会以被称为“虎狼”为傲。
春秋战国数百年血战，死亡的威胁逼迫人们竭力进取，客观上促进了人文和科技的发展，华夏文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人之为人的底线也随之提高。
杀戮，不再是一件光荣的事。
两千多年后，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母的玛格丽特·米德说：
被治愈的骨折股骨化石表明，人类开始懂得帮助陷入困境的同伴，这是文明的最初标志。
表达的正是同样的内涵。
跨越数千年时光，蒙昧初开时代的东方先贤和工业时代的西方巨擘在对“人”的认识上殊途同归。
从不以杀人为傲，到不以杀人为乐，到不以杀人为业，到尽量不杀人，到杀人偿命，到杀人未遂也要受罚，人类文明的步伐缓慢而坚定。
今天，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角落，在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情形下，再也不会有人将割下同类的头皮或耳朵公开视为荣耀。
这也许是我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所能找到的，除科技以外的，唯一确定的进步。
伴随着这种进步，在个人与家国之上，人们隐约触及了更大的东西。
因此，“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保卫战中，张巡、许远、南霁云等人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咽喉要塞，甚至“食人”充饥，力保江南免遭战火，但始终得不到一致的褒扬。
张巡，进士出身，士中翘楚，重义尚节，对上不卑不亢，对下慷慨解囊。
临敌受邀，率数千人以必死之心入孤城，在整个战斗中表现出无匹的英勇，近妖的智慧，绝对的忠诚，以数千残军挡住叛军十多万人的轮番进攻，坚守十月有余，城中树皮，茶纸，战马，鸟雀，甚至盾牌上的皮革，皆被吃尽，最终因将士完全丧失战斗力，无奈投降，不屈殉国。论文武双全及赤胆忠心，大概只有鄙人偶像辛弃疾堪与匹敌，
这样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爱国将领，之所以在死后遭受非议，皆因他在兵败前曾下令将士“吃人”以保持战斗力。
那些指责他的人并不否认其所为皆因忠君爱国，也不否认他的坚守让更多人免于被杀，甚至不否认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无奈。但因吃人行为的客观存在，后人很难把他作为一个岳飞般的英雄去宣扬。就连著名爱国学者王夫之读到张巡的事迹也不得不说：
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
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所以，被六国视为虎狼的秦军，在汉、唐时无法复现，从某些角度来看，其实是一种进步。
而秦人之所以能接受虎狼般的驯化，正如前文所述，是因为商鞅变法时，他们野蛮愚昧，积贫积弱、饱受屈辱，愿付出一切代价，仅求生存。
我们可以说野蛮不好，愚昧不好，贫弱不好，屈辱不好，但我们不能因此说老秦人不好，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得选。
十六年前，我还是一“社牛”少年，在火车上搭讪对坐的漂亮女生，得知她是学哲学的硕士，正好我也曾胡乱看过些尼采、叔本华、克里希那穆提，顿时肃然起敬，相谈甚欢。
聊到深处，问她此去何往？她说去找男朋友，我笑称这是爱的奔赴。一瞬迟疑后，她很平淡地说：“与爱无关”。大概是看出了我脸上的茫然与疑惑，又补充道：“我男朋友比我大，已上班多年，我要读书，家里没钱”。
二十出头的我血气方刚，爱情至上，一时语噻，本能地报以尴尬且失于礼貌的笑容，她把头扭向窗外，我也看向相反的方向，大家都没有再说话。
过了很久，我终究忍不住，转头盯着她年轻漂亮的脸问：“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她回过头来，浅笑着说：“你有没有听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没有，但我大概能明白什么意思，并且很确定这句话不适用于……”我有些激动，停顿片刻后，还是用了“爱情”这个词。
她没有再说话，直到火车进站，我们下车后在站台上挥手道别，彼此连客套性的再见也没说。
但她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像刀痕一样刻入我的脑海，比她那张漂亮的脸更清晰百倍，这在鄙人的搭讪史上是不多见的。
回到在线观看黄色视频后，依然如鲠在喉，特意查了下此语的出处，得知是马克思说的，从此对此翁平添几分厌恶。
十六年一晃而过，我依然坚持此语不适用于爱情，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已然深深领教过了。
贫穷是一道魔咒，一旦衣、食、住、行(现代社会还得加上医疗和受教育)长期得不到保障，人们就一定会逐渐趋向于自私、冷漠，无情。
这种变化不以任何人或组织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它并不立足于自由的选择，而是生存与繁衍的需要。
而对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生物来说，生存与繁衍都是绝对的底线。
所以管大爷又说：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一个当过逃兵的人，一个存心占过朋友便宜的人，一个开过国营失足妇女就业中心的人，大概算不得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 了低级趣味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最终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绝大多数百姓并不关心什么主义，一生所求，不过“仓禀实，衣食足”而已！
但在一统天下前战火连天，四海归一后大兴土木的秦国，此番愿望实现起来显然并不容易。
最扎心的是，秦国一统天下后，老秦人的日子很可能比战国时期更难。
首先，在以“战”立国的大秦，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上升通道关闭，即使年轻人依然愿意为爵位喋血沙场，留给他们的机会也不多了。
是的，在“利出一孔”的秦国，对无爵庶民来说，有机会上阵杀人或被杀，可能真的称得上“福报”。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其次，一统天下后，老秦人作为战胜国国民的优越感日渐消失。
以前，若楚人向秦人炫耀楚辞、漆器或编钟，秦人一句俺们烧了你们老大的祖坟就能让楚人只恨当年没跟着屈大夫一起跳江。
秦人那时虽命悬一线生活苦，但有了胜利，特别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全面胜利，溃烂的伤口似乎都散发着荣耀的光。
这也是为何有些人执着于赢，听不得半点不利的消息——在真相不堪直视的地方，胜利的感觉实在是太重要了。
秦庭很可能曾意识到上升通道关闭和优越感消失的严重性，然而帝国初生，千头万绪，一时顾不上黔首的情绪，只是习惯性的加大“疲民”的力度，各类大型工程齐头并进，试图以永无止尽的搬砖耗尽庶民的所有力量，以免他们胡思乱想。
这招以前一直是管用的，数百年愚民，绝大部分老秦人的脑子都被忽悠瘸了，但近些年统一的步子迈的太快，后面吞并的几个国家实在来不及驯化。
特别是楚、齐两国。
楚国之前执行的是远古联邦制，楚人自由散漫惯了，在秦律桎梏下怨气冲天。
齐人深受稷下学宫影响，田单复齐后的几十年过得尤其安稳，让他们接受吃饱肚子，保住清白之身都要拼尽全力的生活，实是勉为其难。
而且这两个国家言论自由，百姓乐于思辨，洗脑工作异常艰辛，收效甚微。
此前，韩国上党两任太守及军民宁愿违抗王命也不愿归顺秦国。
荆轲刺秦失败，依然千古留名。
项燕以残楚大破李信，清楚地表达了楚人的不服。
齐王建不战而降，饿死松山仍被齐人嘲讽。
直到统一后，张良还在博浪沙用大铁椎砸了一回嬴政的车驾。
凡此种种，无不向世人宣告：山东六国大多数百姓并不愿意成为大秦子民。
让这帮人和老秦人一起搬砖，免不了私下吐槽秦制，老秦人可以当面斥责，也可以背后告状，但静下心来，总有些人会想：我清清白白来到世上，起早贪黑种地筑墙，谨言慎行以待他人，却仍可能会戴罪入土，累及子孙，这TM是什么世道？
大秦的根基在这种星火般的觉醒中不可避免的逐渐崩塌。
当然，秦国黔首的愚昧与艰难并不意味着秦制一无是处。
秦国虽然开了大范围控制思想和言论的先河，但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他对文字、度量衡的统一，对郡县制的发扬，又在客观上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发展和传承。
上承秦制的西汉，显然看到了这种制度的先进性，并亲身感受了它的瑕疵，故而先以黄老之“无为”，继以儒家之“仁”化解法家的凶猛和狰狞，形成“外儒内法”，相对均衡的形态，终于孕育出我们至今引以为傲的汉唐盛世。
今天我们因广袤的国土，多样的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而与有荣焉，一路追溯上去，皆可谓得益于两千多年前的“秦王扫六合”。
大秦一统山河和接踵而至的两汉四百年安定繁荣，将天下一家的观念深深植入华夏儿女的血脉，即使后来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辛丑条约》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等三次共四百余年支离破碎，这一观念依然没有丝毫褪色。足见这颗种子的坚韧与顽强。
说了这么多，我们到底该怎样看待大秦的得失呢？
要我说还得和之前提到的看待历史转折中的关键人物一样，既要看到大秦作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奠定各种统一的丰功伟绩，也要正视国家机器极限运转给庶民带来的苦难。
不仅要一分为二，甚至要一分三、四、五的去思考历史的实相，尽量抛开立场，克制宏大叙事、脸谱化处理的冲动，客观分析，理性取舍，因时而动。
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明月所言：
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变，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
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阶级还在，特权还在，剥削还在，愚弄还在，防民之口依然盛行，但除了天生的奴才，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觉得这一切是天经地义的了。
真实的改变尚未完成，意识的觉醒已在路上。
这，就是进步。
和不再以伤害同类为荣一样，这一步人类走了数千年，偶尔还往回走两步，但我相信，只要方向对了，终有一天能抵达。
正所谓：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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